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的“国际第二届孔子与苏格拉底哲学研讨会”，于4月20日在京召开。来自中外哲学界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围绕孔子与苏格拉底，广泛探讨了中国和希腊的古典哲学思想。
与会学者认为，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曾生活在一个繁荣的社会末世。在孔子时代，周初沿袭氏族部落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的统治秩序，即所谓的周礼，已经崩溃。而在苏格拉底时代，雅典民主制的极盛时代，也一去不复返。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满怀深情地缅怀那已逝的盛世，同时，都为社会开出药方。孔子提出的办法是“复礼”。孔子把“礼坏乐崩”的根源视为人们在道德上的沦丧，故“复礼”的前提是“克己”，“克己复礼”也就是“为仁”。“仁”的内涵极为丰富，但其核心内容是“爱人”，从爱父母兄弟出发到“泛爱众”。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从内心出发，恪守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理应承担的责任和所扮演的角色，礼也就不期而至了。这样，孔子就把恢复理想政治的基础建立在了个人的道德心理之上，把外在规范的强制约束转化为人心的内在自觉要求，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与孔子有所不同的是，苏格拉底主张贤人政治，或曰专家治国。在他看来，治理城邦是最伟大的工作，但政治技艺决不是一种自然禀赋，政治家应培养精确深厚的知识和道德素养，其根本任务是改善人们的灵魂，培植好公民，以德教人，以德治人。于是，苏格拉底与孔子一样，也把道德看作是政治的基础，认为匡正道德是振邦救国的根本。但与孔子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并没有停留在具体的操作办法上，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对人的本性作深刻的反思，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苏格拉底运用他的哲学和道德原则去探讨社会的、政治、宗教、审美等人生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企图通过改造雅典人的思维和精神生活，以克服社会的危机。
与会学者认为，孔子和苏格拉底毕生身体力行地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奋斗。然而，面对一个已经无法挽回其颓势的社会，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力挽狂澜都没有起到作用。然而，他们都强调以德治国，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孔子使“礼治”发展到“仁学”，用“仁”重新解释和铸造“礼”，使等级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获得了宽厚仁爱的普遍性形式，同时也为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念奠定了基调，使中国社会和家庭在与西方社会接触之前一直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结构。而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批判和贤人政治的理想，对西方近代民主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孔子被中国人奉为“至圣先师”；苏格拉底被西方人奉为“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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